前言
文學對於「地方」的討論常集中於文本、作家與地方的關係，即文本對地方的描述與作家對地方所產生的影響。而此所指的「地方」，原本屬於一種靜態的客觀外在，是一地理學之核心概念，但近期的研究取向，則關注「指涉了日常活動和互動的場景」，對於地方的理解需跨越文本本身，而取徑於交織在地方內部、外部條件互動的理解，並檢視社會網絡和過程網絡中不同的行動者如何型構了「地方」，從而理解地方是跨界、多重尺度的各種網絡交錯疊合而成的特殊組合或連結狀態[1]。從上述的視角來檢視本文所欲討論的地方：臺北市「城南」[2]地區。臺灣於戰後在中日政權交接與族群結構改變的環境中，由於文化權力中心的轉移與重建，使得臺灣文學的書寫主流和知識份子的國族認同，經歷了劃時代的轉折。戰後臺北文學的中心，從原先本省文人聚集的艋舺、大稻埕一帶，轉移到臺北城南的新劃行政區，且作家族群也有了明顯的改變，多由大陸來臺的知識份子所取代。本文擬以臺北市城南地區為研究案例，藉此區在大戰前後戶籍結構之變異，以及週邊人文環境的形成過程，並延伸探討此區如何在歷史的脈絡中逐漸構築出特殊的文學生產的場域，從而在地方的尺度之下，又如何影響了1950年代以降的臺灣文學書寫、出版與閱讀。
壹、日治時期臺北市都市計畫與城南發展的涉聯
清領時期，滿清政府將臺北城之統治中心，擇址於大稻埕（城北）與艋舺（城西）兩商業區塊之間，以控制與平衡兩區域的族群矛盾與發展。城內為清朝之府衙（巡撫衙門、布政司使衙門與淡水衙署）、文教建築（書院）與廟宇（天后宮、文武廟），而城東與城南則為大面積的農地與濕地，主要仰賴瑠公圳灌溉。廿世紀初日人治臺期間拆除原臺北城之城牆，逐步改變清代所遺留的城市建設，代之以大量的仿洋建築與現代建築，成為新的政治中心。臺北市的發展，以三市街為起點，清領時期，艋舺、大稻埕與城內為臺灣人集居的商業與行政空間，直到日治時代，臺北市計有人口46710人，其中以大稻埕為最多，佔49.6%，艋舺次之，佔42.2%，而屬於新興區的城南，人口僅佔8.2%[3]。臺北在日本人統治期間，於1900年劃定「台北城內市區計畫」，此為臺北市第一次跨出原有都市範圍的擴張，該計畫維持原先清代的道路系統，並予以拓寬。1901年劃設「新市街：台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該計畫在南門以外的城南方向，進行新接區的規劃[4]。此後，在1900年至1932年之內，經過了三次規劃性的都市擴張。分別於1901年、1905年、1932年中，臺北市在日本人的規劃下，進行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實際擴張，且除了這三次擴張計畫外，另有計畫範圍內的徵收或是局部土地整理[5]。
1905年，日本臺灣總督府頒佈新的「台北市區計畫」，將艋舺、大稻埕與城內連接起來的，計畫期程至1929年，計畫範圍預計可容納15萬人口。當時臺北的人口己增至85,890人，為全臺灣最大的都市，大稻程人口仍佔最多，約有56.5%，其次為艋舺，佔34%，此時新興規劃後的城南地區人口已有8,138人，約佔臺北市總人口的9.5%，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為日本人。1922年（大正11年），市町改正畫出臺北市新的行政分區[6]，臺北城南劃定之後，有了新的區名，首見「川端町」、「古亭町」以及部分的「兒玉町」等新劃設之區域，取代清領時期之「古亭村」。
總結上述資料來看，日治時期，臺北市人口幾乎以大稻埕、艋舺與城內三地區為最主，之後隨著都市多次計畫性的規劃，以及人口的逐漸增加，臺北市城南地區亦逐漸發展，人口比例也漸進有所增加，但整體而言，戰前的城南人口密集度仍不高，活動力尚不如舊城區，相對於此區的文學活動，亦不頻繁。但在都市計畫中，可顯示日本政府規劃性地將城南打造出生活水平較高、且提供在臺日本人聚居與休憩的新興空間。例如在1932年的都市計畫當中兼顧了交通、遊憩、都市景觀及防災避難等多功能之「公園道」[7]，用以連接區內配置之大型公園。再以當時八號公園為例，西至川端橋，東至水道水源地，北以萬新鐵路為界，南至新店溪[8]，面積計有59.9公頃，「其中九點九公頃有臺北競馬場、農園設施，上面有草坪、自動遊戲機器等設備，甚者，其相鄰的土地一七點五公頃設置了可容納一萬三千人觀眾的相撲場」[9]。此公共休閒空間的規劃，可知日治時代有意將城南打造為休閒社區，以提供在臺日本人更多的遊憩空間，然而這些空間規劃，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手治臺後，開始了全然迥異的變化。
臺北文學的發展，與城市各區域的歷史發展、人口結構和人文氛圍，具有相當的關聯性。1945年前後，國民政府及外省籍人士陸續遷臺，當時臺灣本省籍人士聚集的臺北舊城一帶，如艋舺、大稻埕等區域，由於已聚集稠密的人口，且已有頻繁的人文活動，因此遷臺的外省籍人士，多未居住於本省籍人士聚集的舊城區，而定居於當時人口較為稀疏的城南地區。臺北城南在戰後迅速地發展與擴張，在往後的十幾年中，城南的人文發展，及其連帶的文學創作成果，已儼然取代了日治時代文風興盛的艋舺、大道埕等區的地位。
貳、都市結構變遷所形塑之人文氛圍
在國民政府遷臺之後，臺北市的人口，呈現明顯的改變，從人口結構的變遷中，可以判讀出臺北市族群結構在在戰前與戰後轉變之情形。日治時代臺北市人口的族群結構，主要以臺籍人口居多，約佔三分之二，日本人約佔全市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外省人僅佔3～6%不等；到了1945年，日人比例達到最高，約有32%，外省人僅3%；戰後，日本人紛紛回國，中國外省地區來臺的人數迅速增加，到1957年時，非本省籍人口已佔臺北市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10]。以下表（表一）之人口統計資料來看，1945年之後，日本人人口數遽減，在往後的五年間，外省籍遷臺人士則以數十倍增加，十年間，外省籍人士已遠超過原居於臺灣之日本人數量，使得戰後臺北市居民族群結構的轉變，形成了不一樣的文化氛圍。表一、臺北設市後歷年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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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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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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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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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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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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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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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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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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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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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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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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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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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83
|
2,649
|
13,721
|
164,329
|
109,141
|
9,513
|
45,675
|
1925
|
47,420
|
28,597
|
3,550
|
15,219
|
201,374
|
133,201
|
13,300
|
54,843
|
1930
|
57,191
|
33,136
|
4,431
|
19,549
|
240,435
|
154,694
|
15,372
|
70,369
|
1935
|
68,293
|
40,684
|
4,884
|
22,604
|
287,846
|
187,975
|
17,347
|
82,130
|
1940
|
74,739
|
46,202
|
3,532
|
24,932
|
253,744
|
239,468
|
13,341
|
100,554
|
1945
|
77,057
|
46,428
|
2,758
|
27,805
|
335,397
|
218,784
|
9,130
|
107,269
|
1950
|
106,707
|
──
|
──
|
69
|
503,450
|
336,228
|
166,858
|
104
|
1955
|
153,474
|
──
|
──
|
──
|
704,124
|
438,380
|
265,744
|
218
|
註：戶數與1935年以後人數未列其他少數外僑（外國人、朝鮮人），故後三者相加和全市總計略有出入。資料來源：1950年以前根據《臺北市人口統計》，台北市政府編印，1950年。1950年後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日本政府有計畫性地規劃出居住品質較高的日本人聚居區，當時日本人的分佈主要集中於臺北城的東、南部，也就是舊稱城內以及該區以東和以南的郊區，大致是今日沿羅斯福路向南與仁愛路向東圈畫的區域，兩區多日本型式的房屋建築，為官員居住，而此區即為今之臺北城南與城東一帶。以城南的川端町[11]為例，此町有八號公園之遊憩公共空間，故維持了低密度住宅的居住環境，根據1925年的統計，當時川端町人口密度為每千坪4.8人，而當時城內的榮町[12]為每千坪55.9人，臺人聚居的永樂町（原大稻埕一帶）與入船町（原艋舺一帶）人口密度每千坪均超過200人。到了1940年，川端町的人口密度每千坪為31人，榮町每千坪為72.4人，永樂町與入船町人口密度都在每千坪250人上下[13]，川端町的居住密度明顯低於城內與臺人居住區。更細緻地來看川端町的臺日人口組成，根據1930年的統計，1799名人口中，臺灣人佔578名（32.1％），日本人佔1197名（66.5％），其他24名，到了1940年，住戶增加為6121人，其中臺灣人佔1215名（19.8％），日本人為4865名（79.5％），朝鮮人21名，其他20名，顯示川端町為日人居住的區域。《臺灣地誌》亦記載：「臺北市的純粹住宅區，可分為四塊。一在東南部……。二在南部，也就是南昌街以南，從萬華到新店的鐵道兩側的住宅區，亦多屬日本式平房。1945年時……川端町（現在廈門街一帶）人口密度為每公頃144人，日本人佔全町人口79％。」[14]。下表以川端町（今大安區之古亭次分區）為例，從1930年至1940年人口數結構如下（表二）：
表二、臺北川端町歷年人口數及族群比例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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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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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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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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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昭和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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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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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578人(32.1%)
日本人1197人(66.5%)
其它 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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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5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台北州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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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昭和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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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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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842人(21.0%)
日本人3132人(78.1%)
其它 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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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常住戶口統計(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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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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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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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820人(19.5%)
日本人3340人(79.3%)
朝鮮人14人
其它 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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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年 台北市統計書(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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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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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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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1215(19.8%)
日本人4865(79.5%)
朝鮮人21人
其它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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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五年 台北市統計書(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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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文學主流的轉變與確立
二次大戰後的臺灣，在中日政權交接與族群結構改變的環境中，由於文化權力中心的轉移與重建，使得臺灣文學的書寫主流和知識份子的國族認同，經歷了劃時代的轉折。而臺北文化的重心，從原先本省文人聚集的艋舺、大稻埕一帶，轉移到臺北城南的新劃行政區，當然作家族群也有了明顯的改變，多由大陸來臺的知識份子所取代。經由都市計畫統計資料與人口結構的分析，將可延伸討論戰後臺北城南一帶人文環境的形成，及其如何在歷史的脈絡中逐漸構築出特殊的文學場域，與其如何涉聯臺灣文學史上的相關議題。城南一帶的居民族群與職業結構的改變，使城南漸漸形成孕育文學的溫床，以人文活動最密集的今中正區與大安區為例，1950以降，許多文學性報刊曾在此發行，例如《純文學》、《自由中國》、《創作月刊》、《藍星》、《公論報》、《文學雜誌》、《仙人掌》、《大學雜誌》、《文學雙月刊》、《中外文學》、《文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國文天地》、《新生報》、《現代文學》、《國語日報》、《現代詩》、《創世紀》、《文星》等，另外「中國文藝協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中國作家藝術家聯盟」、「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中華民國歷史文學學會」、「耕莘青年寫作協會」亦曾設址於此地；還有許多重要的文學家與學者，如夏濟安、吳鲁芹、洪炎秋、臺靜農、鄭騫、齊邦媛、何凡、林海音、林文月、余光中、王文興、楊牧、子敏、亮軒、紀弦、隱地、侯吉諒等人，亦居住於此；知名的文學出版社，如純文學、爾雅、洪範、星光、林白、吳氏、人間、文史哲出版社，皆設址於此區，區內的舊書街牯嶺街，亦是昔日書刊與文化交流的中心，另外金石堂、遠流等文化機構，也在城南創始發跡。試以地圖點示1945年以後的二十年間，位於臺北市之主要文學期刊、文學社群與作家居住地之分布狀況（圖一、圖二）[17]：
圖一、主要文學期刊、文學社群與作家居住地之分布狀況
※標記說明：三角橘色為作家住所、綠色方塊為出版社、藍色圓點為文學社團。
圖二、城南一帶文學位址分佈狀況
※標記說明：三角橘色為作家住所、綠色方塊為出版社、藍色圓點為文學社團。
一、城南地區在反共文藝政策中的指標性意義
除了空間環境因素之外，戰後國民政府文化政策的強力施行，亦是促成城南文風成為文學主流的主因之一，1950年代的臺灣政局，正值國共分立、兩岸隔閡的情勢，執政者曾以強勢的文藝政策，主導了一時代的文學走向[18]，國民政府以文武雙管齊下的方式，在民間與軍中開展文藝運動，以團結全國藝文人士、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與反共建國為目標[19]，由於文學與政治的結合，使得「反共」與「懷鄉」成為當時文學書寫的主流。1950年4月，國家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高額的獎金，獎助撰寫反共文學作品的作家，並將5月4日定為五四文藝節，結合上百位作家，於當日成立「中國文藝協會」，會址即座落於此區。當時這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國文藝協會」，最興盛的時候有七百多位會員，同樣具有官方文藝主導性質的「中華民國新詩協會」也有兩百一十多位，囊納了戰後眾多中文書寫作家群[20]，另外亦有「中國詩歌藝術協會」之成立。左營海軍出身的軍中詩人，如洛夫、張默、大荒、瘂弦等人，皆曾參加中國文藝協會的新詩研習班，據採訪口述，當年他們都是熱血沸騰的文藝青年，經常豪放地跳到桌上表演詩歌朗誦[21]。中國文藝協會在城南之水源路上、靠金門街、面臨新店溪之處，從同安街走上河堤之後，可以看到「中國文藝協會」[22]。協會經常舉辦各種文藝研習活動，培養許多小說、攝影、美術人才，並定期舉辦各種文藝社會活動，提供作家與讀者對話交流的機會，此協會的主要委員，多都是當時重要的文藝政策主導者與知名作家，如張道藩、陳紀瀅、王平陵、趙友培、王藍、李辰冬等人，他們提倡「軍中革命文藝」，並組成「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主導當時文學作品的書寫傾向[23]。
1950年代的中國文藝協會以優渥的稿費與獎金攏絡作家[24]，使得反共懷鄉的創作成為一種書寫的流行，也產生了不少優秀的作者，潘人木、王藍等人，這些作家的活動範圍，亦多於城南地區[25]。曾經設址於此區、引領臺灣文壇的中國文藝協會，見證了臺灣島上人民歷史記憶的消長，即外省籍千萬人棄家離鄉、顛沛流離到臺灣的經驗，以及本省籍文人甫脫離日本殖民，卻面臨語言書寫系統轉換的困境而沉寂文壇，而使文學主導地位從本省文人聚集的舊城區漸漸轉移到城南新興地區的歷史見證。
二、學院菁英與文學社團之人文激盪
五Ｏ年代的臺灣文學一方面在國家政策指導下，膺循官方反共救國書寫與論述；另一方面民間文人與學界彼此交遊結社，亦成為一股文學勢力，從文學語言的理論探求與實驗創作，以嘗試國家大論述之外的藝術美學。在城南所產生的民間文學社群與期刊，如《純文學》、《自由中國》、《創作月刊》、《藍星》、《文學雜誌》、《大學雜誌》、《中外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國文天地》、《新生報》、《現代文學》、《國語日報》、《現代詩》、《創世紀》等等，這些文學社群在城南相互切交遊與發掘新作，為戰後臺灣文學激勵出許多優秀的作家與作品。鄰近臺灣大學與師範大學的城南地區，在戰後由於文藝青年們的結社聚集與切磋交流，留下許多文學作品，例如1948在廈門街創刊的《創作》月刊，是師範大學師生共同主持的刊物，當時社會主義思想在知識份子間蓬勃發展，表現在文學創作的風格亦如此，此即反映知識青年對於文學與社會的理想[26]，《創作》月刊出版為期不長，但仍具有一定之編輯規模[27]，此雜誌應是戰後本區最早以中文書寫的學院派文學雜誌。
另外，1956年由臺大教授夏濟安、吳魯芹、明華書局創辦人劉守宜，和香港的林以亮先生合辦的《文學雜誌》，為臺灣文學學院書寫搭起舞臺。《文學雜誌》雜誌社址在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中，即城南的同安街內。余光中曾述及當年，巷中經常有夏濟安、吳魯芹的蹤跡：「那一帶的斜巷窄弄，也常聞夏濟安、吳魯芹的咳唾風生，夏濟安因興奮而羞赧的臉色，對照著吳魯芹泰然的眸光」[28]。《文學雜誌》廣泛介紹西方現代派理論，並刊登西方和臺灣的現代派作品，對文壇產生重要之影響。經由夏濟安的引領，在當年提攜了許多文藝青年投入文學創作，例如陳世驤、夏志清、思果，以及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等人。之後夏先生赴美，他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發起的1960年創刊的《現代文學》雜誌，也曾在城南編輯發刊，雜誌囊括了眾多青年作家，也影響了臺灣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興起[29]。
據王文興向研究者口述，其《家變》的場景，即來自於他所居住之同安街的式建築「紀州庵」：「他們底家是一座舉行平舍。他初入時覺得像火車長車廂一樣。這屋舍共有兩間寢室，室前隨有一道大廊，廊前一排落地玻璃溜門。室後還有一條細窄走廊，廊邊是兩扇玻璃正窗，外邊有兩棵桂花木。」[30]。
詩人余光中述及城南如何收藏著那一代作家永生難忘的空間記憶與文學想像，他曾久居於廈門街113巷中，在余光中的散文〈思臺北‧念臺北〉中曾說：「廈門街，水源路那一帶的彎街斜巷，拭也拭不盡的，是我的腳印和指紋[31]。」，余光中的詩作，經常可見廈門街的影子，例如詩作〈月光曲〉，詩人寫廈門街在月光下長而唯美的夜景：廈門街的小巷纖細而長 ∕ 用這樣乾淨的麥管吸月光 ∕ 涼涼的月光 ∕ 有點薄荷味的月光[32]。晚年余光中回憶居住於臺北城南廈門街的生活：「那條廈門街的巷子當然還在那裡。臺北之變，大半是朝東北的方向，挖土機對城南的蹂躪，規模小得多了。如果臺北盆地是一個大回聲谷，則廈門街的巷子是一條曲折的小回聲谷，響著我從前的步聲。我的那條「家巷」，一一三巷，巷頭連接廈門街，巷尾通到同安街，當然仍在那裡。這條窄長的巷子，頗有文學的歷史。」[33]余光中亦提及詩人黃用也曾居於此，門牌只差余光中家幾號，一陣風過，兩家院子裡的樹葉都會前後吹動。他說，只要是他的忠實讀者，沒有不知道廈門街的，因他常在作品中提及此居：「（我）近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那一帶若非我的鄉土，至少也算是我的市井、街坊、閭里或故居。若是我患了夢遊症，警察當能在那一帶將我尋獲」[34]。覃子豪和余光中等人成立的「藍星詩社」，詩刊的編輯部亦曾坐落於城南，而與詩刊有合作關係的《公論報》與「林白出版社」也在此區[35]，文人因地緣相近的緣故而交流頻繁，且經常合作經營文化事業，使城南充滿濃厚的文化氛圍。
三、副刊、出版社與語文教育單位構築出文學氛圍
除了學院裡推動文學發展的知識青年之外，城南眾多的出版社與文學社團，亦是文化推手。其中尤以林海音主持聯合報副刊（1953～1963）與「純文學」出版社（1968～1995）期間，對文學的貢獻頗深。何凡與林海音夫婦將畢生心力投注於文學，除編輯「文星」雜誌外，並提攜了眾多作家與文學新人，也熱情將自家闢為開放性的藝文空間，讓文人經常有機會聚首交流[36]，位於城南重慶南路三段的林海音家，「溫暖的客廳永遠是開敞給朋友的」，像是「臺灣的半個文壇」[37]。尤其注意的是，林海音提攜了許多女性作家與本省籍創作者[38]，讓臺灣文學更兼容並蓄地呈現其多樣的風貌。除「純文學」等重要的出版社與刊物之外，「國語日報社」亦是本區重要的文化社群，經歷建功神社（今植物園）、長沙街乃至於最後落腳的福州街，「國語日報社」衍生自「國語推行委員會」，該委員會所屬的工作人員多居住於重慶南路三段一帶，並任教於國語實小，為國語語文教育最早的重鎮，而國語日報的發行更標誌著語文教育的向下紮根與全面推廣。據曾擔任社長的林良先生口述，早期專欄寫作都靠人工收發稿件與樣版，撰稿者多為居住於城南一帶的作家與大學教授，報社總是定期請工友騎著腳踏車，到編者與作者家中收稿，最遠及於溫州街一帶[39]，夏祖麗女士也提及父親與母親收送稿件的情形：「有時先交一半稿子給報社去排版，等另外一半完成後再請工友來收」。報社與編輯、作家與讀者的文學繫聯，在城南蜿蜒的街巷中規律而沉靜地展開，文學的種子於是發芽茁壯，城南的文學風華，在戰後帶動了整個臺灣文學的發展。
結論：臺北城南──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的成形
城南地區在戰後成了蘊育臺灣文學的溫床，也是戰後臺灣菁英文學的搖籃，臺北城南在戰後二十年間，形成一個豐富的文學生產場域，其文學氛圍濃厚，在臺灣文學上佔有重要地位。城南成為戰後臺灣文學主導場域，可歸結以下幾點主因：一是由於本區鄰近臺大、師大兩所大學，不論是大師學者抑或熱衷於文藝創作的學生，其日常生活範圍不脫離此區，尤其是公務人員與教授宿舍，多聚集於此地，因而志同道合的知識青年文藝社群組織容易群聚於此，且在那個青年們提倡愛國、熱血與心繫文學的時代，彼此容易激發出亮眼的文藝傑作。第二個原因，即出版業和舊書攤的聚集，本區的牯嶺街在戰後物質生活較為貧困的環境中，形成交流新舊文學與藝術品的中心，其舊書攤的價位與銷售，正滿足了當年文人作家的經濟現實需求，他們可以藉由舊書交換與買賣，既減輕知識所承載的經濟負擔，又能獲得更多的新知；另外出版社與期刊編輯部在此地的聚集，讓不論是擔任編輯的文化工作者、或是負責撰稿的作家學者，都在此區進行作品交流與分享活動，使得文人在此出入頻繁，整體空間環境漸漸形成一種文化氣質。
第三重因素，則是歷史因素對文學產生自然推進的作用，由於日本殖民時期，本區地籍與屋舍多為日本人與統治者所有，戰後國民政府接管殖民政府財產，將此區劃歸為公務人員與教師眷舍區。當時由於國家嚴格執行反共與文藝戰鬥之政策，使得這些知識份子一方面在國家政策指導下，以其愛國熱情書與反共與懷鄉之作品，以激勵民心；另一方面，不少知識份子除了在時代氛圍下，因受統治當局阻擋而無法多加批判時事，因而轉為追求文學與藝術表現與理論本身的深層實驗與創新探究。這種高層文化菁英聚集的人文現象，迸發出臺灣現代主義的光芒，將臺灣文學向前推進一大步，也因此促成了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反思，與近十年的後現代美學潮流。
綜合以上三點，可見在城南的學院菁英、文學刊物的編輯與出版社群、官方性質濃厚的文藝性社團等取向與性格不同的文學團體，是此區文學生產與再生產的行動者，他們藉由不同的社會過程，如書寫、編輯、出版與聚會，建構並再生產了各自的意識型態，進而影響整個臺灣文學的發展。1950至1970年的城南，除了鄰近政治中心而文教發達之外，更重要的是，區內大小不同的文學社群，成為地方書寫以及文化流通事業的行動者，從而重新轉變整個文學臺灣在戰後的走向。這樣的人文條件也從外而內，持續作用在城南的空間發展上，1970年以降，爾雅、洪範、人間等出版社持續在城南創設，且文學事業至今仍在此區不斷繁衍中。儘管由於外在條件的開放，使得今日有更多不同的環境因素影響著城南文學的形貌，然而文學確實根深柢固地城南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城南的場景與空間真實地呈現在作家所創作的小說、散文與詩等文本中。而文學的行為，也持續發生在日式宿舍裡作家聚會的場景當中，以及往來收送刊物、文稿的過程中鋪展著。藉由地理學與文學交互的辯證，可以確知的是，城南為臺灣文學的發展提供一個空間尺度與社會過程，而文本也可以藉由空間的定位和構築，真實還原在生活的情境裡。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臺北：內政部，1995。‧ 柯瑞明編印：《臺灣風月》，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
‧ 黃武達：《日治時期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畫》，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1997。
‧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翻印，1993，2版。
‧ 《臺北市發展史》，臺北：臺北市文獻會，1983。
‧ 薛月順：《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1996。
‧ 陳紀瀅：《百年來中國文藝的發展》，臺北：重光文藝，1977。
‧ 何寄澎：《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2000。
‧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Ｏ與八、九Ｏ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2004。
‧ 張誦聖：《文化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 王志弘：〈地方意象、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1990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8期，2005。
英文部分
‧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日文部分
‧ 橋本白水：《島の都》台灣：南国出版協会，1926。‧ 台北市役所：《台北市政二十年史》，台北：台北市役所，1940。
‧ 野口保興：《帝国大地誌》，成美堂書店、目黒書店，1915。
‧ 《台北庁誌》，台灣：台湾日日新報社，1919。
‧ 《台北市案内》附頁：台北市地形圖。台北：台北市役所，大正十五年版，1928。
‧ 〈台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台北州報》765号，1932。
‧ 《台北市概況》，台北：台北市役所，1939。
‧ 《台北市十年誌》台北：台北市役所，1932。
‧ 《台北市六十餘町案內》，台北：世相研究社出版部，1928。
‧ 《台北市案內：台北市地形圖》台北：台北市案內，1929。
‧ 《台北市町名改正案內》台北：南國出版協會，1920。
[2]
臺北市的「城南」，以狹義的空間角度而言，是指今愛國西路以南的區域，主要是以植物園、建中與舊公賣局一帶為主。本文引借「城南」一詞，並非是一狹義的地域概念，而是依循臺北市都市發展的格局，臺北城南與城東是相對於清代已發展的大稻埕及艋舺，屬於以現代都市計畫所開闢發展的區域。
[4]
本資料為臺大城鄉所受案於臺北市文化局，針對市定古蹟紀州庵及其週邊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之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調查結果。相關資料可參見臺大城鄉所：《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2005年9月，未出版。日式建築「紀州庵」位於中正區同安街底與水源路交界處，日治時代是高級料理屋與宴客聚會場所，戰後成為公家宿舍，之後屢經祝融，居民在原建築上多次翻修違建，一度面臨被市府勒令拆除、闢為停車場的危機。2002年臺大城鄉所師生長期奔走，結合地方人士與社區城南水岸文化協會之力量，為保存古蹟與鄰近之新店溪自然生態而努力之後。2004年紀州庵正式被指定為市定古蹟，市府承諾將對於建築與週邊資源進行修復與再利用，並規劃為臺北文學森林，因而委託臺大城鄉所針對週邊相關資源進行調查與研究。本案由臺大城鄉所劉可強教授主持，研究團隊成員為博士生楊清芬，以及碩士生林育群、葉鈺山、游千慧、張琬琳、陳書吟、朱慶大、柯恬伶等人。本論文主要在相關調查結果上，對於臺灣文學生產場域之影響進行分析討論，以呈顯文學研究如何擴及公共領域和文化政策議題之問題意識。本論文並感謝東海大學中文系王蓉同學協助整理部分日文資料。
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和七年）3月7日。
[9]
文出《臺北市概況》，臺北：臺北市役所，1939。此段為譯文，原文為：「川端公園は昭和七年大臺北都市計画公第八号公園として公示せられたもので、広袤実に五九、九ヘクタールを有し内九、九ヘクタールは既に臺北競馬場、農園の施設があり、芝生、自動遊戯機具、縁棚等を設備し、更に其の隣接地一七、五〇ヘクタール観衆一万三千人を収容し得る相撲場の設けがある、其の他の部分は目下地均工事中であるが、此の公園は主として市民の運動体育に関する施設を行ふ予定で、全地域の完成には尚相当の年月を要する。」
[17]
本圖根據研究者所蒐集之居住於臺北地區之作家、文學出版單位與社團地址，逐一點示於臺北市地圖上製成。相關地址資料除本案研究者之調查結果外，亦感謝中國文藝協會王吉隆（綠蒂）理事長、賴和文教基金會、文訊雜誌社以及不願具名的文學同好之提供。文後附錄有詳細地址資料可供查閱，但為保護個人隱私，將不公開授與出版翻印，敬請見諒。
響與檢討〉，收入《當代臺灣政治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1994，頁11～71。
[26]
《創作》月刊第一期發刊詞：「本刊內容是以創作為主的，在形式和編排方面，我們儘量使它活潑和輕鬆，我們絕對不扳起道學的臉孔，我們也不談論天下大事，不登官樣文章，我們介紹文學名著及探討研究文學的實際理論外，願意儘量的去寫社會上血淋淋的現實，並深入民間及社會每一角落，為無數窮苦無告的人們，作正義的聲援，以冀取得社會的同情，而作積極的改進。」
[35]
藍星詩社成立於1954年，社長覃子豪，主要同仁有余光中、鍾鼎文、夏菁、蓉子、鄧禹平等人，後來加入的有羅門、周夢蝶、張健、向明、敻虹、楚戈、吳宏一等，1980年代加入的新秀有苦苓、羅智成、方明、趙衛民等人，社址原於宜蘭覃子豪家中，後因覃子豪病逝，由余光中接手編輯，而遷至本區廈門街113巷。1954年到1964年，是藍星的十年黃金期，社員主導了當時的臺灣詩壇，並多為現代詩論戰的健將。1964年到1984年間，詩社由羅門、蓉子夫婦經營維繫，社員偶有交流，1982年《藍星詩刊》由林白出版社贊助復刊，由羅門擔任社長，向明主編。如今《藍星詩刊》改為《藍星詩學》，由淡江大學中文系出版，由余光中任發行人，社務委員仍為藍星新老同仁。藍星詩社長期在臺灣詩壇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資格最老，刊物最多。藍星最早在《公論報》上出版《藍星詩頁》，繼而由覃子豪主編《藍星季刊》，余光中和夏菁主編《藍星詩頁》，同時還有《文學雜誌》上的專欄、《文星》雜誌上的詩頁。至今，藍星詩社出版的評論集約五十餘種，詩集近百種，詩刊、詩頁有三百五十種左右，為臺灣新詩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作品。
[36]
林文月與何凡、林海音夫婦相交甚深，在為《林海音傳》傳序時寫道：「海音姐極熱心好客，她和夏承楹先生的家，常藉海內外文人的來往，便有大小的宴聚，儼然成為臺北藝文界的一處沙龍，我所尊敬的前輩作家如喬志高、殷張蘭熙、琦君和潘人木諸位，都是在那種場合中認得。其後，海音姐、Nancy（蘭熙的朋友都如此稱呼）、外文系齊邦媛教授與我四人，更經常相約，輪流作東，於臺北的各餐館、咖啡廳，忙中偷閒聚敘」引文出林文月：〈兩代友情〉收入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序文。臺北：天下遠見，2000。
[37]
「當年的林先生家的客廳，就是臺灣文壇的一半」此句原出於作家隱地之口，之後成為文壇盛傳的佳言。隱地自小即在城南長大，且曾與林海音之子夏祖焯同窗，受教於夏家極深。研究者採訪隱地時，隱地特別述及他年輕時即常到林家作客的情形。隱地先生的成長故事，以及他在臺北城南生活與接觸文學的回憶，可參見隱地散文作品集《漲潮日》臺北：爾雅，2002。
[38]
由於戰後初期，能以流利中文創作的本省作家不多，〈聯副〉最初無論是投稿、約稿，都是 以外省籍文友居多，林海音主持聯副時，破例連載刊登了本省作家作品，引起文壇矚目，鼓舞了許多本土作家拾筆創作。如施翠峰、廖清秀、鍾肇政、文心、陳火泉、鄭清文、林鍾隆、鍾理和、張良澤、黃春明、七等生、林懷民等人，皆受林海音提攜。此外，林海音也重視女性作家的才華與細膩的文筆，琦君、羅蘭、潘人木、小民、董陽孜等女性作家，經常在聯副發表作品。相關資料可參見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頁161～166。
